犹太人对于圣经的抄写是非常的严谨的，必须要指定支派的人，并且要敬虔爱主，侍奉主有一定的资历，并且对圣经的态度是非常严谨和认真，愿意付代价的……才可以有资格抄写圣经。
同理，出于对天主话语的敬畏和尊重，对于圣经的翻译者，也不可以马虎。他们必须有如下的条件作为基础，并且最终翻译的成果能出版发行被主使用，才配得上是主的仆人，被主拣选使用的器皿：
- 信仰立场纯正，敬畏主，对圣经真理坚信不疑，并且有服侍主的心；
- 精通圣经的原文语言（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以及要翻译的目标国家的语言，例如（中文的文言文，或者北京官话，或者其他方言）；
- 不单是只是会翻译的语言，还要认识、了解到当地人的风土人情和喜好，能够用他们熟悉的词汇、语言、语境表达圣经的意思。让他们的翻译更加深到读者对圣经经文的理解，让大多数人都可以知道圣经的意图和意思；
- 有机构和团体支持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翻译的成果，并最终能够印刷出版发行；
- 所翻译出的圣经，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能被主使用，影响到那个国家地区的人认罪悔改，被主使用。
那么我们看看，北京官话本圣经的翻译者，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他们的见证与资质是否符合以上的要求：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丁韪良，字冠西，号惪三。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及兄弟皆为牧师。1850年，丁韪良志愿参加美国北长老会的海外传教使团，并被派往中国的宁波。作为美方的汉语翻译，他亲自参与了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此后他从宁波转到了北京，在那儿传教并开办学校。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
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但西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借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下厨房时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丁韪良于1864年以北方官话翻译的《官话约翰福音书》是中国近代史上已知现存最早刊印出版的欧化白话文文本。他的欧化白话译经在一定程度上为胡适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白话文改造提供过宝贵的示范性资源，从而为汉语欧化白话文的形成做出了潜在贡献。也因此带动了“北京官话圣经翻译”委员会的成员参与到此项事工中，以至于后来完成了“北京官话圣经”的翻译工作。
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 1826-1907）
包尔腾于1826年12月出生在苏格兰珀斯郡（Perthshire）的一个小镇，是家中的独生子。由于父亲早亡，由其在利物浦（Liverpool）的叔父抚养长大。稍长，包尔腾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求学。1849年入读圣公会宣教学院（Anglican Mission College）；1852年12月由伦敦主教封立为会吏，翌年由大英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中国宣教，于1853年9月抵达上海。1854年10月，包尔腾由香港维多利亚教区施美夫主教（Bishop George Smith）按立为牧师，其后主要在江浙一带宣教，期间曾前往南京走访太平天国领袖们。从1858-1861年间，他先后在杭州、宁波和绍兴等地宣教并建立教会。
1862年初，包尔腾奉调前往北京开辟宣教工场，成为首批进入北京的西方宣教士之一。同年，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訢、桂良和文祥等人奏请朝廷筹办“同文馆”，目的是培养足够的“通事”和“译员”，以应付外交事务。8月24日，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后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格致（自然科学之统称）和化学等馆；1866年时又增设天文及算学等课程。学制分五年、八年两种。八年制又分前馆、后馆。后馆学有成效者升入前馆。学员除了学习西方语言外，还兼学上述学科，以及医学、机器制造、西洋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目。该校设管理大臣、总教习和副教习等职。包尔腾精通中文，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Sir Thomas Wade）的推荐下，担任同文馆首任总教习。总理衙门事先对他进行了考核，认为他“尚属诚实”，“以之教习学生，似可无事苛求”，但要求包尔腾只能讲授语言文字，不得传教。同时亦嘱咐汉人教习徐树琳对包尔腾暗中予以稽查和监督。
1864年5月，即包尔腾在华辛勤劳作11年之后回英国述职。1865年再次来华，在驻京英国领事馆内做牧师（1865-1872）。1865年，他和首批入京的英美宣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丁韪良（William Parsons Martin）、施约瑟（Samuel Isaac Schereschewsky）、白汉理（Henry Blodget）等人组成“北京译经委员会”，着手翻译第一部北京官话本《新约圣经》，该译本于1872年出版发行，在中国教会流行使用40余年之久。1872年，包尔腾还与施约瑟合作，在北京编译出版了《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成为日后中国圣公会通用《公祷书》之蓝本。
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
艾约瑟于1823年12月19日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父亲是牧师，因此他从小在一个敬虔的环境中长大。后就读于伦敦大学，受过系统的从古典到近代的文史和科学知识的训练。毕业后，他继续接受神学教育，1847年被按立为牧师。不久他立志到中国宣教，遂加入当时最具影响的英国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伦敦会”）。1848年3月19日，25岁的艾约瑟乘船启航远赴中国；9月2日抵达上海，开始其在华57年的宣教生涯。
艾约瑟具有卓越的语言天才，他掌握的语言有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梵语、汉语、苗语、日语、满语、朝鲜语、藏语、蒙古语、泰米尔语、叙利亚语等。这为他以文化、教育来从事宣教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自然也非常有利于他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化知识。
艾约瑟和王韬合译了《重学浅说》、《光学图说》、《格致新学提纲》、《西国天学源流》和《中西通书》等书；还同李善兰、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合译了《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圆锥曲线说》、《奈瑞数理》、《重学》、《植物学》等书，均由墨海书馆出版。在中文圣经翻译方面，也有艾约瑟的功劳。他先后参加两个译经委员会的工作，一个是“北京官话译本”；另一个是“深文理和合译本”。
白汉理（Henry Blodget, 1825-1903）
白汉理，美国公理会教士，神学博士。是第一个进入天津传教的宣教士，是个敢想敢干、不拘泥现状的人。他1854年偕妻来华布道兴学，驻上海。但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北方。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天津，他借口有病在南方不利于修养，搭乘英国军需船来到天津，在天后宫租了个大殿，为那些英军做祈祷。他后来又与伦敦会的礼一视j.jees和循道公会的郝韪廉w. hall等筹建联合教堂。
清同治三年（1864年），白汉理创办“男蒙馆”，以小学教育为主，成为北京市第一所教会学校，即后来私立育英中学的发端。其后北京教务发展，渐次形成北京众议会。曾参与多种版本新约圣经的翻译。1894年退休回国。
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1831年5月23日施约瑟出生在俄罗斯属地立陶宛的犹太人家庭。1852年，施约瑟前往德国的布雷斯劳大学（Breslau University）攻读东方语言课程，结识了伦敦传道会成员、犹太基督徒纽曼博士（H.C.Neumann，1778-1865），得以了解当时德国的现代圣经批评学，并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1854年6月，施约瑟移民美国，并很快受洗入教。他先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市的西方神学院，两年后转往纽约圣公会综合神学院。在圣经学系主任特纳教授（Samuel Hulbert Turner, 1790-1861）和圣公会中国差会首任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的影响下，他决意前往中国传教，并立志要把圣经翻译成中文。1859 年 7 月，他以美国圣公会海外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开始学习汉语。据称施约瑟在该年7月13日离美赴华时对汉语一无所知，在旅行途中由文惠廉主教指导研习，到12月21日在上海登岸时，他已经可以用文言文流利书写。
1862年，施约瑟被文惠廉主教派往北京，在刚成立不久的美国公使馆担任翻译，负责开拓圣公会在华北地区的教务事业。1864 年，他和几位新教传教士组成“北京翻译委员会”（The Peking Translation Committee），旨在推动北京官话本《新约全书》的翻译。同时，他还和英国传教士包约翰一起将《公祷书》中最重要的部分翻译成北京官话，通行于当时的礼拜堂主日学中。鉴于施约瑟精通希伯来语和具有犹太文化背景，他被推荐独力承担将希伯来语《旧约》翻译成北京官话的任务。
后来，施约瑟又独自一人将整本圣经翻译成文言文（浅文理圣经）。1898年出版文理新约，1902年译完旧约，出版文理新旧约圣经。在翻译文理圣经期间，施约瑟中风，后来只用两个能活动的指头工作，故此文理译本被称为“二指版圣经”。由于施约瑟翻译中文圣经的卓越贡献，后人称施约瑟为“译经王子”的特殊称号。